作者简介：陈波，1957年生，轻小说 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哲学博士，轻小说 人文社科讲席教授（2021年9月—）。先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99-2021）、二级教授（2012-2021）、博士生导师（1999-2021）。2018年，当选为国际轻小说 （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缩写为IIP）院士，IIP于1937年创始于法国巴黎。根据IIP章程，正式院士名额不能超过115人。目前有经选举产生的来自多个国家的正式院士66名、荣誉院士39人，其中代表中国的有正式院士杜维明、杨国荣、陈波和荣誉院士邱仁宗。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为：专业领域为逻辑学和分析哲学，具体研究领域包括：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知识论、逻辑学史、分析哲学史、中西哲学比较和美国实用主义。

2026年9月5日至6日，国际轻小说 （IIP）在挪威奥斯陆举办主题为“哲学进步”的年会，开会地点在挪威文理科学院（The Norweg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即挪威国家科学院。我作为IIP院士和九位特邀报告人之一，出席此会议。近40人与会。会议开幕式仅15分钟，由IIP主席和两位挪威IIP院士简短致辞，没有会议合影等环节。在会议期间，未见挪威文理科学院任何领导露面或致辞。但该院招待我们两顿午餐和一次晚宴，也提供酒水，这就是全部，其他旅费和食宿费全部自理，当然更没有接送服务。这是在欧美举办此类会议的惯例，与国内办会模式有很大不同：国内会议给与会者特别是国外与会者提供得太多，礼仪色彩太重，耗时耗力耗钱。

哲学究竟有没有进步，是当代元哲学的核心议题。流传极广的成见乃至不少职业哲学家的立场是：哲学没有进步，至多只有很少很小的进步。两千多年来，哲学家反复争论同样的古老问题，始终无法达成共识；与科学不断解决问题、积累确定知识形成鲜明对比。诺贝尔奖得主Francis Crick直言，历史上几乎没有哲学家成功解决过任何问题；David Chalmers、Peter van Inwagen、Paul Horwich等重要哲学家，也持有或接近这种悲观立场。Eric Dietrich更直接断言：“除却逻辑与语言这层二十一世纪现代性包浆之外，当今的哲学与古往今来的哲学别无二致；它没有取得丝毫进步。”这些观点引爆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国际哲学大论战。哲学家们围绕“什么是哲学进步”“哲学进步的标准是什么”“哲学是否真的缺乏进步”等问题展开激烈论辩。鉴于此议题的重要性，IIP决定2026年会讨论此议题，会议特邀九位特邀被告人，每人一小时（包括问答时间），就关于该议题的不同立场和观点展开攻防。顺便说到，IIP年会不是每位与会者都报告论文，而是采取特邀报告人制，其他与会者通过提问来参与讨论。此次会议讨论环节很活跃，每位报告人讲完之后，都有十几位提问者，时间常常不够用。

（一）Daniel Stoljar的报告

第一位报告人Daniel Stoljar，澳大利亚大学哲学教授，曾任澳大拉西亚（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哲学会会长，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但非IIP院士。他于2017年出版《哲学进步：捍卫合理乐观主义》一书，颇有影响力。在此次会议上，他报告的题目是《哲学的目标与大学的目标》。讲演伊始，他就抛出一组极具张力的不一致三元组：（1）大学是政府资助，致力于传授和拓展知识的机构；（2）哲学是现代大学建制内的正式系科；（3）哲学并不追求真理与知识，自古至今几乎没有实质进步。三条命题单独看都有合理性，但无法同时成立。若三者全部为真，哲学留在大学体制之内便失去合法性。Stoljar 的化解路径并非直接否定某一条，而是双向修正：重新阐释大学的社会认识论定位，以此缓和第一条；以“合理乐观主义”反驳第三条，为哲学的知识贡献辩护。

Stoljar 在认识论视角下重新解读大学，接续洪堡、杜威与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思想脉络，修正了对“知识产出”的狭隘理解。以洪堡开启的传统强调大学不止产出可直接应用的知识成果，更为核心的使命是塑造认知主体：教学与研究一体，训练具备反思、探究能力的认知行动者，服务国家与民主社会的需要。逻辑实证主义却把真正知识收缩为自然科学和数学，人文哲学被视作可有可无的附加品。Stoljar 拒绝这种限缩：大学的公共价值，不能只用可落地的实用知识衡量。国家资助大学，不只是换取可用技术，更是培育能够辨析观念、抵御公共舆论专断、应对社会内外风险的认知主体。这就松动了命题（1）：大学作为知识机构，知识概念本身就包含人文与哲学的探究，并非仅仅指实证科学成果。

仅仅重释大学目标尚不足以完全消解矛盾，Stoljar 进一步以“合理乐观主义”回击哲学无进步的成见，挑战命题（3）。他把哲学问题细分为“话题”“话题内的大问题”和“专业技术性小问题”。古今哲学所一直谈论的只是一些“大话题”，但话题内的大问题有些已经被消解，有些被赋予全新形式，并且获得了重要进展；在很多小问题上，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因此，很多经典问题被持续讨论，不等于完全没有解决。哲学进步体现为消解边界矛盾、澄清概念、排除错误理论，对大量重大问题取得实质性推进。诸如归纳难题、部分心灵哲学议题，哲学家已经厘清冲突前提，淘汰部分错误选项，这就是知识层面的进展。哲学并非循环空谈，只是它的进步模式不同于实证科学，不依靠新经验证据，更多依靠逻辑辨析与概念重构。

Stoljar做出结论说，上述两条论证合流，便可化解如上的三元组冲突。大学的使命包容哲学这种特殊的知识探究；哲学本身确实在产生知识和认知进步，故而它理应在大学建制中拥有位置。不过，他也清醒意识到，合理乐观不是宣称哲学能够解答一切谜题；重新理解大学，也不否认实用科研的重要地位。他的整体立场，意在抵抗实证主义的知识霸权，捍卫人文学科在公共资助的大学中的正当地位。

（二）Finnur Ulf Dellsén的报告

第二位报告人Finnur Ulf Dellsén，冰岛大学哲学教授，IIP院士。我先前曾认真读过且引用过他与人合著的论文：“什么是哲学进步？”，其中提出了“赋能理解论”（Enabling Noeticism）。他这次报告的题目是“让进步归其所位”。他指出：当下学界讨论的“普遍度问题”——即哲学究竟取得了多少进步——这一核心议题存在重大局限，仅仅比较哲学与自然科学内部取得的进步，不足以评判哲学研究的价值，因此他提出经过修正的新问题框架，重构哲学进步的评判标准。他通过“琐碎学”（Triviology）的思想实验展开论证：假想这门学科拥有成熟有效的研究方法，在自身领域内取得大量内部进步，获得大量科研资源，但研究议题本身无关紧要，也无法带动其他学科发展，其经费还挤占了其他学科的资源。即便该学科内部进步显著，我们也不会对其持乐观态度。由此可见，仅看学科内部产出的进步量，无法衡量一项研究的真正价值，这映射出现有哲学进步讨论的短视缺陷。

基于该思想实验，Dellsén提炼出三条核心教训：第一，进步需要按议题重要性加权，即真正有意义的进步等于“单议题进步幅度×该议题的重要程度”，对重大议题取得少量进步，价值可能远超在无关紧要问题上的大量进步。第二，不能只看学科自身的进步，还应当考量该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带动、促进作用，即便本学科没有产出内部进步，如果极大推动其他领域发展，同样具备价值，哲学可以通过概念澄清、方法论启发等方式实现跨学科贡献。第三，评判进步要引入资源相对维度，关注单位资源投入换来的进步收益，也就是学科的进步回报函数，既要看到哲学实验、思想实验物质成本低，也要注意部分哲学议题已经历经漫长时间，累计投入的人力时间资源十分可观，同时进步回报未必线性，可能存在收益递减效应。据此，Dellsén提出修正后的普遍度问题：相较于投入的研究资源，哲学在本学科或其他学科当中，究竟产出、推动了多少经过重要性加权的进步；还可进一步细化到具体议题层面，针对单个哲学主题评估投入与加权进步。该新标准的参照对象既可以是自然科学的资源投入—进步产出比，也可以是公共科研资助设定的最低回报门槛，这对学科资源分配、是否继续资助哲学研究具备现实指导意义。

Dellsén的新框架要求争论转向哲学议题本身的重要性辨析、哲学的跨学科增益效果，以及资源利用效率。他承认议题重要性判断带有价值相对性，哲学家应当直面、辨析背后的价值预设，而非回避它们。同时该框架改变原有争论的逻辑，例如不能单纯以哲学问题难度大来为进步缓慢辩护，难度只有结合议题重要性才有意义；就算哲学只起到其他学科的“思想母体”作用，也依然有机会得到乐观评判。他旨在把关于哲学进步的讨论从单纯计算内部成果，转向兼顾价值、外溢效应与投入效率的综合评价

（三）Herman Cappelen的报告

第三位报告人Herman Cappelen，目前任香港大学讲席教授，IIP院士，同时也是挪威文理科学院和欧洲科学院院士。他的一本新著《哲学是完美的：捍卫哲学》即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报告的题目是“一切探究都立足于哲学，因此没有任何学科能够比哲学更为成功”。他主张关于哲学进步的“超级乐观主义”（HyperOptimism），激烈反驳哲学悲观主义与Stoljar代表的适度乐观立场，主张哲学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持续分歧不是缺陷，反而是哲学繁荣的标志。悲观主义者常以哲学家难以达成共识，判定哲学没有实质进步。Cappelen的核心反驳是：共识不应当作为衡量哲学进步的标准。共识更多属于社会学现象，真理并不必然带来学界意见统一；强行达成共识反而会窒息探究活力。他提出应当关注哲学共同体的集体成就，而非个别哲学家的个人信念。

Cappelen引入逻辑空间几乎被填满这一核心模型：历经数世纪的辩论，针对那些极其重要的哲学根本问题，所有主要备选答案，包括正确解答，都已经被提出、论证，已经进入“哲学公共知识库”。从集体层面看，哲学已经找到正确答案；个体哲学家依旧争论不休，只是我们还需要识别哪一套理论是正确的，并不代表答案尚未被发现。进步体现为不断填充问题的逻辑可能性空间，完善论证、反驳对手，把备选方案清晰呈现给学界。他进一步论证，哲学是全部学科的基础。各门学科当面对自身核心概念、基础方法的追问时，最终都要回到哲学。如果判定哲学没有认知进步，会连带瓦解所有知识领域的合理性根基。他还指出，哲学内部分歧程度并不高于社会科学，不应该简单拿自然科学的标准苛责哲学。

Cappelen超级乐观主义和Stoljar的合理乐观注意形成鲜明对照：Stoljar认为部分哲学难题已经被解决，但还有大量构成性难题尚未解答，我们只能抱持有限度的乐观；而Cappelen坚持，重要问题的正确答案已经集体存在，悬而未决的只是辨认、接受的环节。许多与会者包括我本人都对Cappelen的“超级乐观主义”持有异议：即便全部逻辑选项都被罗列出来，也不等于“已经找到真理”；集体层面存在正确理论，不等于共同体有可靠办法甄别它。应该承认，Cappelen的超级乐观主义重塑了辩论框架：迫使学界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算哲学进步，是否必须以意见收敛作为进步标尺。

（四）Monika Betzler的报告

第四位报告人Monika Betzler，德国慕尼黑大学实践哲学和伦理学教授，IIP院士。她报告的题目是“作为关系性过错的身份塑造”，与会议主题“哲学进步”无直接关联。她围绕身份塑造（identityshaping）展开道德哲学分析，提出：即便以正向夸赞的形式实施，不当的身份塑造也构成一种特殊的关系性道德过错。她以“天才少年罗伯特”案例开篇：母亲反复称罗伯特为“天才”，不断强调他的聪慧与成功，预先为他划定自我定位。由此引出的核心问题是：在他人预先设定身份的情况下，个体是否还能够自主探索、发展属于自己的自我身份，同时反思这种来自亲近者的身份界定存在何种伦理问题。

Betzler首先厘清三类身份概念。数量同一性关注个体跨时间的同一，并非她讨论的重点；实践身份指个体自我认同的价值体系，支配人的选择与行动，由对个体具备重要意义的特质构成；社会身份关联群体归属，常被用于群体区分。“天才”这一标签同时作用于实践身份与社会身份，既定义个人特质，也将其归入受推崇的社会类别，伴侣、上下级之间的正向评价同样存在该机制。

Betzler指出，正向的身份塑造通过公开、反复的评价完成，看似是赞美，却依托沟通中的预设产生强大的规范性压力。赞美本是对他人价值的肯定，但身份塑造式评价会把期待当作双方默认共识，隐性要求被评价者接纳、追求被标注的特质。身处亲密关系中的人，尤其是高度依赖他人的儿童，若反驳这种正面评价，就要承担破坏关系的风险，因此很难有理据地拒绝这套身份预设。她同时区分：支持个体本真自我的身份引导不等于过错，只有与个体真实自我相背离的不当评价，才构成问题。

Betzler进一步剖析不当身份塑造的道德错误，根源在于评价性不尊重，分为三类情形：评价对象并不具备被夸赞的特质；被夸赞特质本身不值得推崇；评价忽视个体自身珍视的其他特质。这种评价拒绝站在被评价者立场看待其自我，是基于塑造者自身价值偏好的有条件评价，而非无条件尊重。她回应质疑：虽然不存在普适的道德义务要尊重他人评价，但亲密关系会衍生出这类特殊义务。过错是否实际显现，取决于当事人抵抗能力、结构性环境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缓冲作用，但缓冲无法消解过错本身。不当身份塑造还会衍生工具化、居高临下的家长式对待、操纵、价值误导与自我疏离等次生伤害。之所以这类伤害值得重视，是因为人拥有发展自主实践身份的根本利益：实践身份关乎人的自主性、个体独特性、自爱、生命意义与人际理解。遭到不当身份塑造，人的自主能动性、自我认知、个体独特性都会受损，难以建立属于自身的价值与生命意义。

（五）Thomas K. Johansen的报告

第五位报告人Thomas K. Johansen，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史教授，先前曾较长时期任牛津大学教授，古希腊哲学专家，挪威文理科学院院士，非IIP院士。他报告的题目是“作为哲学史的哲学进步：一份亚里士多德思想遗产？”。他重点阐述了如下观点：（1）研究哲学史的理由。对哲学家而言，形而上学层面的真理并非历史性的，而是普遍、必然的；支持或反对各类观点的论证，若论证本身成立，则永远成立。然而，我们对这些真理的认知，会受前人取得的思想进展这一历史条件所制约。前人的洞见划定出一部分观点子集，只有这部分观点才值得进一步分析。这个子集的范围大小，取决于研究者身处哲学史的哪个阶段（例如亚里士多德与泰勒斯所处的不同位置）。但哲学从来不是像笛卡尔所主张的那样，完全从零开始依靠个人理性推演；无论处于哪个时代，前人的思想都为后续的概念思辨工作奠定基础。（2）相信存在思想进步的理由。第一，认识论乐观主义：人天生具备认知能力与求知欲，只要拥有足够的经验素材与充分的理智反思，假以时日，我们就能够把握关于世界的根本真理。第二，集体理性：人们共同开展探究时思考会更完善，可以针对同一个问题带来多元视角。哲学史恰恰可以看作是这种跨越时间的集体理性思辨的体现。第三，认知谦逊：没有哪一个人单凭自身能力，就能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实在图景。认知的理解依靠集体的努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步、累积式地发展。（3）亚里士多德的文献述学传统：记录和辨析公认意见，即大众、贤哲，或是二者共同持有的各类观点。他引证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如同处理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应当先摆出现象，然后梳理其中的疑难。以此方式，我们要证实关于这些受动状态的种种公认意见——最好能够证实全部，如若不能，也要证实大部分以及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一旦各种疑难异议得到化解，公认意见得以保留，这就构成充分的证明。”

（六）Reidar Maliks的报告

第六位报告人Reidar Maliks，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挪威文理科学院院士，非IIP院士。他报告的题目是《哲学进步：政治思想史视角》。他围绕哲学是否存在进步这一核心议题，借助政治思想史上多位代表性思想家的文本引文，从不同立场辨析哲学进步、传统、意识形态、正义与政治权利等关键问题，呈现政治思想史研究内部的思想分歧与理论资源。

在讲演伊始，Maliks引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该观点宣告冷战落幕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演化抵达终点，西式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态，把特定政治制度视作历史发展的终极归宿，预设了政治哲学存在单向度的历史进步。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Quentin Skinner的思想史立场，他否定哲学拥有永恒不变的恒久问题，主张只存在针对具体问题的个体回答，问题随提问者发生变化，消解了哲学向着终极真理不断前进的线性进步想象，代表语境主义思想史的思考路径。

Maliks进一步谈到，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思想进一步拓展讨论维度。伽达默尔提出人归属于历史，并非历史属于人；个体开展自我反思之前，就已经在家庭、社会与国家的现实传统之中理解自我。同时传统并非静态既定前提，人通过理解传统、参与传统演化，反过来重塑传统本身。这一视角既承认传统对思想的约束，又肯定人的能动性，为理解哲学思想的传承与更新提供诠释学框架，跳出“进步/倒退”的简单二元评判。罗尔斯《正义论》的文本则展示现代规范政治哲学的工作方式。罗尔斯坦言自身核心思想并非原创，诸多核心观念源自古典传统，他的工作是借助理论简化手段，将古典思想整合进统一的理论框架，释放传统思想的理论力量。这体现现代政治哲学不是凭空创造全新真理，而是重构、整理既有思想资源。

Maliks还援引西塞罗、沃尔夫、康德、贝尔克（Johann Adam Bergk）的古典与近代启蒙文本，铺展近代政治权利思想脉络。西塞罗阐释荣誉的四个来源，奠定古典德性政治的思想基础；沃尔夫与康德论述国家主权源自人民，个体与官员权利都源于人民的最高权威，确立近代契约论与人民主权原则。而贝尔克则推进启蒙的批判向度，质疑将女性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合法性，提出以人的自然资格作为公民权基础，同时将民主视为人类重要的教化机制，能够疏导人的欲望激情。

总体而言，Maliks借助不同思想家的文本对照，反思何为哲学进步：既拒绝福山式单一的制度终结论，也思考语境主义、诠释学视角下传统、历史与哲学思考的关系。政治哲学并非不断产出全新永恒答案，而是在继承、诠释、批判传统思想资源的过程中回应时代新问题，例如公民权平等议题，在历史脉络之中完成思想的演进。

（七）陈波的报告

我本人是此次IIP年会的第七位特邀报告人，时间在9月6日上午9点至10点，题目是“真理导向的温和多元论：哲学进步的另一种评价框架”。该文稿是我近些年元哲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和进一步发展。先说一下：我的报告引起相当热烈反响和多方面积极反馈：IIP新任秘书长Laurent Jaffro在休息时与我谈到：尽管你的英语口语不是那么好，但你的推理英语（reasoning English）非常清楚，你的观点及其论证很有力度，给人印象深刻；Stolijar和Dellsén表示愿意仔细审读我的文稿，并给出修改和发表建议；一位在场的IIP院士是一家重要的A&HCI期刊主编，他很欣赏我的报告并认为我的观点与他的立场基本一致，愿意考虑在他主编的期刊上发表我的文稿，当然或许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改，待他仔细审读后给出详细意见。

我首先谈到，在元哲学领域，哲学进步的评判标准始终存在激烈论争。以David Chalmers为代表的怀疑立场将集体共识收敛作为核心标尺，由此否定哲学取得实质性进步。针对这一怀疑主义，我立足于哲学反例外论，提出“面向真理的温和多元论”这一新评估框架，重新界定哲学进步的主导范式。我主张，哲学与科学共享求真的认知取向，既不把业已确立的确定真理，也不把普遍共识视作哲学进步的必要条件，而是将求真作为规范性锚点，识别出哲学进步的五种多元实现形态：催生新学科或学科分支、对传统哲学问题做全新探索、在哲学内部开辟全新研究领域、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与论证、建构出新的原创性理论。上述各类进步共同推动人类深化对世界以及在世人生的真实理解，同时为人类理智与社会实践提供更有力的指引。

我系统驳斥了哲学进步怀疑论背后的三项预设：（1）以获得确定性真理的数量裁决哲学进步；（2）将哲学家集体趋同真理的范围和程度作为判定哲学是否进步的重要标准，（3）判定哲学进步时以硬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作为参照标准。我指出，预设（1）严重忽视了哲学议题的高度抽象性、研究对象的整体复杂性，以及验证手段的稀缺性和柔软性等特质，这些特质决定了哲学很难获得确定无疑的真理。预设（2）则会削弱哲学真理的客观性，有将其主观化的危险；真理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共识建构出来的。预设（3）则相当不公正，因为哲学与各门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软”分支（如宇宙学、气象学、生态学、进化论等）之间有很大相似性，并且哲学中也有比较“硬”的分支，如逻辑学、语言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的心灵哲学等。我认为，哲学进步并不仅仅依靠共识达成，而是体现为理解的迭代提升，也包含破除错误问题、淘汰错误理论和论证的“否定性进步”。

我所提出的“面向真理的温和多元论”坚持规范性统一与形式多元的平衡：五种进步形态以“增进真实理解”作为共同的规范性约束，规避一元论标准的严苛，同时规避强多元论带来的相对主义风险。我进一步将我的框架同Stoljar的合理乐观论、Dellsén等人的赋能理解论、Bengson等人的强多元论、我国学者高杰的“基于均衡的多元论”四种竞争理论做比较，厘清各家理论的共识与分歧，凸显本框架以求真为底层规范的独特优势。我公开承认，我的框架也有现实局限：它主要适配认知取向的哲学研究，对侧重价值建构、文本阐释的非认知主义哲学解释力有限；同时，“增进真实理解”偏向定性判断，难以完成精确量化操作，实践应用中存在很大主观裁量空间。即便如此，我认为，“真理导向的温和多元论”依旧为元哲学研究、哲学史回溯评估提供新的分析范式，为反思哲学的目标、价值和进步提供了新的参考性理论。

（八）James Robert Brown的报告

第八位报告人James Robert Brow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休教授，科学哲学家，先后当选德国国家科学院——利奥波第那科学院、加拿大皇家学会、IIP和国际科学哲学院（AIPS）院士。他报告的题目是“证据、直觉、进步与理解”。他首先假定，数学对象和数学事实独立于我们而存在。这是大多数从事数学工作的数学家所持的观点，通常被称为柏拉图主义。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的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后者就像国际象棋的发明一样。他要探讨的是数学认识论：什么是进行数学发现的正当方法？

数学家和哲学家中有一种普遍看法，即当涉及数学知识时，证明是证据的唯一来源。Brown问道：还可能有哪些其他形式的证据？他把数学与物理学作一些有趣的比较，并考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获得了某些信息，例如关于量子力学原理的信息，而我们知道这些原理是确定无疑的真理，那么物理学将如何进行？我们可以像做数学那样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从确定无疑的第一原理出发进行推导。但这样做仍会留下大量未知的东西。他猜想，我们会尽可能多地从第一原理进行推导，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会继续以传统方式进行物理学研究，也就是运用猜想、实验观察等等。

那么，这里与数学有哪些相似之处呢？Brown认为，最好的做法是模仿我们在知道第一原理确定无疑的情况下进行物理学研究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会从第一原理——例如皮亚诺公理——进行推导；除此之外，我们则采取类似经验物理学家的做法。他给出了一些具体例子。我们可以证明，素数有无穷多个。这是标准的数学结果。但是，我们也可以提供证据来表明，孪生素数有无穷多个。这种证据可以被看作某种类似于经验性证据的东西。如果在自然科学中存在与之类似的证据，我们会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并把它视为一种合理可信的知识。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在数学中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类型的证据，并把它视为能够产生合理可信知识的依据。

（九）Åsa Wikforss的报告

最后一位报告人Åsa Wikforss，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理论哲学教授，先后当选瑞典学院（The Swedish Academy，负责评选诺贝尔文学奖）、欧洲科学院和瑞典皇家科学院（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负责评选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院士，非IIP院士。她报告的题目是“何谓抗拒知识？”。她的重要著作《另类事实：知识及其敌人》已经于2020年出版中译本。

Wikforss提出“抗拒知识（knowledge resistance）”这一概念，用以解释以下社会认识论现象：在后真相时代，人们即便面对充分可靠证据，依然拒绝接受公认知识。她明确区分单纯无知与抗拒知识：无知源于信息缺失，补充信息即可改善；抗拒知识则是即便证据触手可及，依旧拒绝依靠证据去更新信念，靠单纯提供事实无法解决该问题。在她看来，知识是得到证成的真信念，真理具备客观性，并不随立场、身份而改变；抗拒知识属于一种非理性，主体不是缺少信息，而是动机性地回避、曲解证据，优先维护自身身份认同与既有世界观，而非追踪真相。其心理层面的最重要动因是身份保护：当证据威胁个体的政治立场、群体归属、自我形象，人会启动动机性推理，选择性采信符合自身立场的信息，贬低对立证据与专家来源，例如反疫苗、气候变化怀疑论等案例，往往与群体身份深度绑定。

Wikforss强调，抗拒知识不是纯粹个人心理缺陷，而是心理机制与外部信息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的认知偏见古已有之，但当代网络媒介、信息碎片化、政治煽动放大了抗拒知识。高选择信息环境让人们轻易隔绝对立证据，“另类事实”叙事模糊事实与虚构的边界，消解专家与证据的权威，使得抗拒知识得以大规模传播。她还指出，抗拒知识不等于简单犯错：部分错误信念可以在主体自身证据集合之内得到合理辩护，不能直接归类为抗拒知识，需要区分因证据有限造成的错误与主动抵制证据的非理性状态。

针对流行的相对主义论调，Wikforss予以批判：相对主义宣称一切都是主观解读，不存在客观事实，恰恰为抗拒知识提供了思想土壤。但她不认为抗拒知识可以单凭传授更多事实被克服。既然它根植身份认同与社会环境，解决方案需要兼顾个体与公共层面：个体需要培养来源批判能力，反思信念背后动机；社会层面需要维护知识的公共制度，捍卫专家共同体的可信度，改善信息环境。她也提到哲学领域内抗拒知识的诸多案例，例如，面对来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诸多反例和反驳论证，哲学界依然顽固坚持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自然种类词是严格指示词的理论，而不是转向关于自然种类词的精致簇摹状词理论。

Wikforss的报告也引来与会者的一些质疑和批评，有学者质疑她过度把这类信念归为非理性，忽视普通人认知处境的有限性。我非常喜欢她的报告，其讲演风格松弛潇洒，讲得非常清晰和有条理，并且我对她的观点持同情之理解。我本来想提问：她的“抗拒知识”与“后真相”（post-truth）是什么关系，以及她对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自然种类词理论有哪些主要批评，但因为提问人数众多但时间有限而作罢。回国后，我下载了她的两篇自然种类词论文，先借助AI做大致了解，以后将仔细研读，因为我对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自然种类词是严格指示词的说法也持严厉批评态度。

（十）讨论、决定IIP各种事项

会议最后环节是讨论和决定IIP的各种事项。最重要的有以下四项：（1）纪念上个年度去世的五位IIP院士：达格芬·弗勒斯达尔（Dagfinn Føllesdal），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石黑英（Hide Ishiguro），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和约翰·塞尔（John Searle），各由一位IIP院士概述其生平、主要学术贡献及其个人交往，少数其他成员发表简短纪念感言，然后全体起立为他们去世而默哀致敬。（2）改选IIP秘书长。IIP创始于法国且总部在法国，按照惯例，此职位由法籍院士担任，原秘书长Pascal Engel不再连任，选举法籍院士Laurent Jaffro接任IIP秘书长。（3）投票选举IIP新院士。本次共有六位候选人，先由IIP选举委员会对他们做资格审查，然后由院士会议选举投票，此次到会院士以及委托投票权共43票，获得绝对多数票即22票以上者当选，最后有五位候选人当选，分别来自西班牙（两位）、希腊、瑞士、斯洛文尼亚，另一位来自巴西的候选人因缺一票而未能当选。顺便说到，目前IIP的中国正式院士有杨国荣、陈波、刘奋荣和陈来，邱仁宗和杜维明因为年过80岁而成为IIP荣誉院士。（4）投票决定了下一次IIP年会在波黑莫斯塔尔大学举办。此外，会议还报告、讨论了IIP其他管理事务。会议最后于2026年9月6日下午六点完满闭幕。

（编辑：邓莉萍 审核：陈江进  终审：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