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邓梓琢）5月29日，“宗教学前沿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讲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张俊教授以《儒家社会的祭祀信仰》为主题做讲座，在轻小说 B214会议室成功举行。张俊教授围绕中国传统社会的原生信仰形态，为轻小说 师生带来了一场高密度、深层次的学术盛宴。轻小说 陈越骅教授主持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张俊教授从四个问题引入此次讲座，即“中国存在真正的宗教吗？”“利玛窦、梁启超等人为什么会认为中国本土没有宗教的传统？”“哪些宗教是诞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哪个宗教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本土宗教？”这些问题贯穿整个讲座，并在讲座过程中尝试逐一回答。

讲座的第一部分，张教授从一个在思想文化界流行了许久的命题——“中国无宗教”说切入。张教授认为“中国无宗教”这种观点最早可追溯至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而后又因为近代中国的落后，使得这种观点在民国时期成为显论。对中国宗教的否定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即：对西方科技的崇拜、对“落后”文化的自卑、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影响。张教授系统地梳理了明清之际、民国时期及当代对“中国无宗教”的相关论述，并指出这一谬见所造成了两大流弊：其一，导致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宗教被排除在“五大宗教”之外；其二，思想文化界“中国无宗教”的谬误论断以讹传讹，导致“中国人无信仰”的成见广为流布。

讲座的第二部分，张教授聚焦在学界对“中国无宗教”谬说的批判上，系统梳理了十九世纪以来的学术论争。包括十九世纪早期马礼逊将儒、释、道理解为中国的religions；赫兰德（Issac T. Headland）等传教士们认为“中国存在宗教”“中国人有宗教心（信仰）”等观点。二十世纪初，章太炎曾严厉驳斥“中国无宗教”的观点，鲁迅、周作人同样坚持了类似的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驳斥“中国无宗教”的谬说时，未能将传统宗教作为一种正面的文明形态来评价，反而视其为国民愚昧的根源，未能彻底摆脱文化自卑心理。当代新儒家如唐君毅认为：“中国古代实信天为一绝对之精神生命实在。”这明显是哲学化的基督教终极实体观念，并未摆脱基督教中心主义的影响。

张教授强调，中国古人所信仰的“昊天上帝”是“至上神”，而非西方语境下的“唯一神”。“天道”“天理”并不是基督教式的超验存在，而是与人道高度贯通的。张教授借引李泽厚在《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中的看法，认为中西之间是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所以，要客观认识中国社会固有的宗教传统，必须首先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定义。张教授认为宗教学界已渐形成一个共识：中国传统社会自古便存在一个独立于佛教、道教等各大宗教之外甚至凌驾于其上的祭祀与信仰系统。

如何准确界定传统中国社会的信仰体系？张俊教授通过对比“中国宗教”“儒教”“孔教”“礼教”“混合宗教”“人文宗教”（人文教、道德宗教）“精神人文主义”“华教”“中国本土宗教”“中国基本宗教”“中国传统宗教”等术语之间的异同，提出了“华夏宗教”这一概念，用以统摄中国原生的传统宗教信仰。他解释道：“华夏”一词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而古人穿戴最华丽、最庄重的服饰，必然是在祭祀典礼之中（“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中华文明的基础在于礼乐，而祭祀则是礼乐文明中最核心的部分。中国人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风雷、鬼神、祖先及圣贤，这套完备的祭祀礼仪撑起了整个华夏信仰。

在历史谱系上，以礼乐祭祀为代表的华夏宗教源头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绝地天通”。张教授认为辽西红山文化天坛遗址、河南濮阳西水坡龙虎北斗图腾以及良渚文化高台祭祀等考古证据，证实了五六千年前古人便已存在相对成熟的祭祀天地祖先的宗教活动。上古时代巫君合一，掌握天文知识的祭司即是早期的部落首领。文献记载中的“绝地天通”，其本质是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的过程中，为了统一部族思想、重建政治秩序而进行的宗教信仰垄断。

进入文明时代后，华夏宗教经历了关键性的形态演变：

商人继承了上古社会的“血祭”传统。甲骨文作为一种宗教占卜文字，记录了商代狂野的信仰形态。商人已基本形成上帝崇拜、祖先崇拜与自然神信仰，并崇尚“血祭”（人牲、人殉与人奠基）。

西周时期的“礼乐改革”：周人因反感商代的残暴杀戮，主导了华夏宗教的重大改革。周公改制后开始废除人牲等残忍祭祀习俗，改用“太牢”“少牢”“荐新”诸礼，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昊天上帝”的神学地位，建立起《周礼》所载的极为完备的国家祭祀体系。

张教授特别指出了华夏宗教的核心特质——“政治摄宗教”。在中国历史中，从来都是政治指导宗教，绝无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独立宗教组织。朝廷垄断了祭天的权力，严格控制庙宇建设与神职任命。周人发展出的“尊礼上施，敬鬼神而远之”的礼治文化，为后世政权树立了典范。在具体祭祀中，华夏宗教展现出独特的“实用理性”和变通智慧：中国人讲求“心诚则灵”，但在面对神明不灵验时，也会灵活地选择换个庙宇烧香，这不应被简单斥为不虔诚，而是其没有一神教排他性效忠传统的自然表现。在张教授看来，中华宗教的系统性，在于祀典中祭祀礼仪的系统性，而非祭祀的神祇本身。

讲座的最后一个部分，张教授聚焦在华夏宗教在帝制时期的担纲者——儒家。儒家在华夏宗教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马克斯·缪勒曾敏锐地指出：“孔子是古代宗教的后代传道者”。张教授指出，从现代学术视角，先秦儒家应当被理解为哲学流派，孔、孟、荀是诸子儒家。但是，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儒”源出祝、宗、卜、史、巫，从殷商以来便一直参与华夏宗教的理论与实践建构，直到在帝制时期成为中华祀祭信仰的主导者。儒家的复杂性主要体现为：儒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精神信仰传统，它包含有所谓人文主义的传统，又承载着华夏宗教的传统。尽管孔、孟、荀等先秦儒家和之后的宋明理学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传统，但他们从未放弃祭祀司仪的角色，其哲学思想也包含着宗教意识。但儒家的宗教传统，或言之其真正制度化、神学化并担当起国家宗教的职责，是在汉代完成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掌握了帝国构建文教与典章制度所需的六经经典。汉儒为了获得帝国治权，不得不将自身转化为掌握国家祭祀技术的祭司集团，并通过诸多文献建构了一套高度完备的儒家祭祀体系。

张教授强调，现代语境下“儒家、儒学、儒教”的概念各有侧重，但彼此不可割裂。“儒教”在帝制时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宗教，兼顾了国家宗教、文人宗教与民间宗教的三重面向：它以国家的“祀典”规范和引导地方信仰，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无论是地方神明，还是带有安抚性质的“厉鬼”祭祀，只要通过官府的“赐额封号”即可纳入正祀，化“淫祀”为“正祀”。

就儒、释、道关系而言，儒家与自愿结社、拥有独立僧侣系统及出家传统的道教、佛教不同。主要体现在：道教作力本土第一个“制度性宗教”，是异域佛教影响下的产物；佛、道的崛起，与大一统政权及华夏宗教（儒教）影响力的衰落有直接关系；到隋唐中国重新统一，这两种“制度性宗教”已经发展成为足与儒家（及华夏宗教）鼎足而立的教派，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称于世；佛教和道教从没有真正占据过中华文化的正统，中古以降，佛、道二教都只能算是儒家（及华夏宗教）正统之外的辅助信仰体系；辅助信仰体系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儒家对佛、道二教以及其他民间祭祀信仰的包容。

在交流互动环节中，现场师生积极提问。张俊教授就“制度性宗教、弥散性宗教与终极关怀说在理解儒家社会的祭祀礼仪中的意义”“儒家学说的形而上学问题与祭祀问题之关联”“儒家祭祀信仰在我们当今社会中的意义”“儒家祭祀传统在华夏宗教中的地位与身份”等问题，与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本次讲坛在愉快的讨论氛围和思想碰撞中结束。

（编辑：邓莉萍 审稿：陈越骅 终审：刘慧）